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10月17日发表题为《华盛顿峰会凸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越来越不匹配》的文章，作者是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前副行长、加拿大枢密院前秘书长凯文·林奇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副执行主任保罗·迪根。全文摘编如下：

过去一周，当多国财长和央行行长齐聚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定期政策会议时，他们肯定一直在思考6个月能带来多少变化：欧洲爆发战争、通胀斗争打响、全球供应链持续中断。

央行行长似乎对他们的模型和预测过于自信，以至于没能预见40年来最大幅度的通胀飙升。无论政策目标有多崇高，过多需求追逐过少供给本质上就会引发通胀。

奇怪的是英国新首相忽视了财政和政治现实，迅速让“特拉斯经济学”湮没于历史垃圾箱。“债务无关紧要”的大合唱一直吸引着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政府的听众，但在迅速上调的利率和堆积如山的公共及私人债务面前，已经失去声响。

通货膨胀现在是政界人士、决策者和公民个人面临的头号政策问题。

世界需要的是辅助性而不是抵触性的财政政策，从而将缓解通胀的经济成本降至最低。然而如今，央行行长的货币政策与财长的财政政策之间越来越不匹配，使得IMF与世界银行的会议几乎变成一场充满对立面的奇怪集会。如果不加遏制，这一势头将把我们带上非常危险的道路。

对抗通胀有哪些已知的未知项是一目了然的：利率得多高才能打破通胀螺旋，以及要实现央行人士提出的让通胀恢复低位和稳定的目标;经济衰退是否不可避免。

美联储一直坚决表示将战胜通胀，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但行动太过迟缓。加拿大央行同样迟迟未能看清通胀前景，但与美联储一样，正在“合时宜地”大幅加息，并吹响让通胀重回目标区间的号角。

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政府开支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增长，都只会增加需求，促使央行进一步加息。如今，滞胀是真实存在的风险，世界又开始有20世纪70年代的感觉。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主要标志都是廉价货币、供应链中断和低增长。

为摆脱这种困境，财政措施应特别面向受通胀影响最严重的人，并保持中立。此外，政府应谨慎考虑其劳资协议，以及大规模、长达数年的工资协议对通胀预期和私营部门工资压力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幸的是，政府似乎将抗击通胀的斗争完全扔给央行，这加剧了滞胀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许多政府还在大举开支，推高赤字。拜登政府新推出了长达数年的开支计划。

英国政府似乎认定大规模刺激是应对通胀的最佳方式。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上周对此提出批评，并强调她的话是“我们向所有人而不仅仅是英国发出的信息”。

德国正在发出信号，表示将倾其所有来挺过能源危机。IMF坚决主张，在这场要赶在通胀和通胀预期牢牢主导物价和工资制定之前平抑通胀的斗争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应加强一致性。

IMF在刚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认为：“今年或明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经济体将会收缩。”但重要的是，尽管IMF做出上述收缩预期，却仍然预测2023年美国年增长率为1%，加拿大为1.5%，而且该组织认为大规模衰退并非不可避免。

有一点可以肯定：货币和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动荡期。与其说这与通胀有关，不如说关乎央行将不再采取的行动：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时代结束了，后续影响会带来伤害。由于美联储带头加息，美元价格飙升，为很多新兴市场的举债能力造成压力，并进一步增加了债券市场的风险。

IMF审视着这种动荡的全球环境，指出“阴云密布，决策者要把准方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战胜通胀，让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