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矿业”——简单的四个字，道出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矿业发展的殷切期望。69年过去，矿业以殷实成绩始终诠释着“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保障”的定位。69年过去，开发矿业的脚步从不停歇，顶住了几次经济危机下行压力，在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上交出了了不起的答卷。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赋“开发矿业”以新的时代特色，矿业领域转型升级需要实现颠覆性的重大转变。令矿业再创佳绩，仍需在千头万绪中抓关键，找到精神财富的着力点。近期，多场纪念活动集中开展，本报今日起推出《毛泽东主席题写“开发矿业”的缘由、蕴涵及意义解读》，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维度探求矿业发展脉络及未来方向，以飨读者。

1949年12月6日，在共和国刚刚诞生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率团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登上专列，开始出访苏联的行程，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出国。此访是为斯大林祝贺70寿辰(12月21日)，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要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包括废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旧约，签订中苏友好合作条约。说白了，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苏联“老大哥”的实际支持。莫斯科时间12月16日12时，专列抵达莫斯科。

70多天后的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宴请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中国代表团饯行。告别宴会后，毛泽东决定去看看在苏联留学的年轻学子。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一名叫任湘的同学，顺手拿了一张使馆便笺纸，递到毛主席面前，当毛主席得知他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学习地质时，便略加思索，用钢笔题写了“开发矿业”四个大字。

毛泽东“开发矿业”手迹

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不难从事实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对他所面对的复杂局势进行正确的估量，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抓住关键，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无疑是具有高远战略眼光的伟人。

那么，毛泽东主席题写“开发矿业”四个大字，真的就是因为他遇到的是一个学地质的留学生这么简单吗?是否有什么深厚的背景?

“开发矿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人类能源(动力)和工业原材料的主要来源。矿业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基础产业。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矿业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专家有这样一段阐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直至今天，几乎每一种矿产的发现和利用，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铜与铁的发现和冶炼，划开了人类农业文明的两大历史阶段;铀和硅的利用，又进一步带来了现代核能、电子和尖端科学的突飞猛进。大型煤矿和铁矿的发现，不仅使英国成为现代地质学的策源地，而且为蒸汽机和铁路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从而带来了一场席卷法、德乃至整个西欧大陆的“工业革命”，英国也因此而成为称雄一时的经济强国。美国在独立战争后，正是通过不断寻找和开发矿产资源，特别是各种重要的有色金属资源和石油资源，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继英国之后新的国际经济中心……这一切都足以证明，矿产资源的占有程度，不仅是一种潜在财富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跨入强国行列的基础。博闻强识的毛泽东，对此了然于胸。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急需矿产资源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宏伟蓝图。

这种远见从随后确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印证：1953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说：“今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光荣而巨大的。”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渴望与梦想，那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重工业和轻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装备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武器，加强国防建设;不断增加农业和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五计划选择了与苏联类似的工业化道路，即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以重工业为核心是这一时期工业化的鲜明特色，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能帮助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建立全面工业化的基础，将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此外，新政权急需发展的国防工业也需要重工业的支持。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非常清醒，把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需要坚实的矿产资源基础。

众所周知，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古老而原始的矿业开发活动。也正是在发现矿产、认识矿产与开发利用矿产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陶瓷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冶文化、玉石文化等，使我国的矿业文明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也使矿业文化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

但近代以来，即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无能，以日本为首的外国侵略者通过各种方式侵占中国矿产资源，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大矿先后为侵略者和外国势力控制，中国的矿业明显地落后了。

截至1949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之前，偌大的中国，全国主要矿产品产量：原煤仅3243万吨，原油12万吨，天然气0.07亿立方米，铁矿石59万吨，黄金4.073吨，十种有色金属1.3万吨，原盐298.5万吨，磷矿石1.3万吨。化肥0.6万吨，硫酸4.0万吨，水泥66.5万吨，平板玻璃91.2万重量箱，全国矿业产值约18亿元。从地质工作的情况看，当时全国拥有地质专业人员约300人，钻机有数十台，进行过不同程度地质工作的矿产有煤、铁、锰、石油、天然气、地热、铜、铅、钨、金、银、硫、硼、萤石、重晶石、食盐、石灰石、瓷土、陶土、高岭土、耐火黏土、石材等20多种，探明储量的矿产有2种。

矿业处于如此的低水平，使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缺乏基本的原材料和能源基础。因此，寻找与开发矿产资源成为当务之急。

“开发矿业”具有一定的人才基础与管理经验

从地质找矿的人才来看。近代以后，特别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的地质先辈寻找科学救国救民之路，高呼“欲发达国家实业，必先从事于地质调查”、“要富国强兵，只有为国家开发矿藏，从地下找到财富”。章鸿钊在国外留学期间，抱定“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宗旨，决然改学地质。毕业之后，他立即回国，展开工作。李四光先投身革命，参与辛亥革命，后由学造船改学冶炼，最后改学地质。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相对成熟的学科开始传入我国。特别是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1916年2月，民国政府农商部设立直属的地质调查局，正式开展地质工作。1913年，农商部设立地质研究所，章鸿钊领导，丁文江、翁文灏参加教学工作，培养地质人才。1916年，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或者结业，全部分配到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从此正式成立。地质研究所虽然只办了一期，但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研究人才，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下了第一块基石。1921年，地质调查所发表由丁文江、翁文灏编写的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以后继续编写了7次。1926年，翁文灏立足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燕山运动”新理论。1926年，谢家荣在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中较为系统的描述了中国煤田分布和地质分类情况。抗战期间，地调所所长翁文灏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和《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提出“使我辈地质研究及调查直接有益于抗战，亦即有所贡献于近代国家之建设”。1939年，李四光出版《中国地质》;1945年，黄汲清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两本地质专著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留住仍在国内的地质学家与吸引远在异国他乡的地质精英回家参加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4月初，周恩来指示即将率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的郭沫若一定要同李四光联系上，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南京解放后没几天，陈毅司令员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询问李四光的有关情况后，明确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欢迎李四光回国。1949年9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4月6日，李四光携家人安全回到国内。1950年10月，他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从20世纪初~1949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正是由于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为代表的300多位地质先辈，面对民族危难，牢记自己职责，献身国家的地质事业，完成了大量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提交了甘肃北部靖远、景泰煤田等一大批矿产报告，推动中国的地质工作从无到有，在曲折与磨难中前进发展，为新中国迅速开展的地质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开发矿产的经验来看。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开始了矿业开发的尝试。

在红军时期，赣南钨矿的开采曾帮了红军的大忙。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3500人从井冈山下来后，一路艰苦转战，终于在赣南瑞金地区站住了脚。随后，红四军迅速扩大到两万人，江西苏区也发展到十几个县。队伍越大用钱越多，一日三餐，置办军衣，还要购置武器装备……这样，要养活红军和苏区政府，单靠打土豪是不行了。一定要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1930年5月，毛泽东从闽西回到寻乌。希望通过要深入的调查研究，为维持、发展红军和苏区找到稳定的财政收入。寻乌地处江西、广东和福建的交界，是赣南商业发达的地方。县委书记古柏是毛泽东的好友，又了解当地情况。不久，毛泽东就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开发与经营钨矿。毛泽东了解到，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县西华山发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全南、安远县境内发现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当年赣南钨砂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1930年代初，德国开始复苏，军事工业急需大量钨砂，于是在广州等地开办公司，赣南钨矿产业初具规模。得知这个情况，毛泽东于1932年初派他的弟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到赣南调查。毛泽民先来到大余县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钨矿的工人，进行调查研究，动员了500多工人，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接着，毛泽民又来到仁凤山(亦称盘古山)调查。调查之后，毛泽民从苏区银行投资，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总经理。公司成立后，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和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保证，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

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二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公营钨矿职工发展到5000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有20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到广东交易。钨矿的开发，为红军和苏区政府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费保障。

这一时期，在西北地区，红军也进行了矿业开发的实践。1935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到1946年，延长油矿共生产原油3000多吨，为边区政府提供了汽油、煤油、柴油、机油、蜡烛等产品，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需民用作出了贡献。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矿业开发也在悄悄地进行着。这一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已经开始开展地调工作。在晋绥边区，建设了很多煤矿，1944年已有336座，这里还办了铁矿、钢厂。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太行区采矿暂行条例》。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民主政府先从日本人手上接管了一批矿山，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又从国民党手中接管了一些矿山，并恢复生产与发展。1948年，东北解放区成立东北煤矿管理局。